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众多瘟疫中危害很大的瘟疫之一。在中世纪早期它又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在当时就曾使欧洲各的不同程度上受到沉重的打击。
而 14 世纪这场瘟疫显而规模更大，影响程度也更深。它几乎冲击了西方文明差不多一切的方面，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所有关于欧洲古代、中世纪专著都谈到了黑死病，但大都都是寥寥数笔带过。西方有关黑死病的著作有上百万部，对黑死病的评价也众说纷坛。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以考坦（Coultan) 为首的西方学者觉得它是欧洲从中世纪迈入近代的转折点。
20 世纪 30 年代，以科斯明斯基（Kosminsky)为首的苏联史学家和支持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觉得黑死病只是当时社会普遍危机的一部分，主张淡化黑死病的历史影响。而有关于黑死病与人口之间的问题，西方学者对其的认识是以马尔萨斯以来的人口发展理论为基础的。
而马尔萨斯并没有对社会的详细情况作出分析，用这种人口模式来解释中世纪人口发展的是以著名经济史学家波斯坦为代表的“新人口论”最近，对黑死病的研究讨论又出新亮点。
关注了黑死病在“性别选择”上的影响（Curtis Daniel R）和修道院的墓地里埋葬者身份的对比与发掘出来的骨骼形态发现不少修士死前曾受过暴力殴打来具体描绘当时的社会状况（K.Krakowka）。
国内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也是颇多,但并没有关于黑死病的专著，有王旭东、孟庆龙的《世界瘟疫史》和武斌《人类瘟疫的历史与文化》等文章涉及到黑死病之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黑死病对其社会经济文化造成的影响。
龙秀清、李锦荣《论黑死病对英格兰修道院的影响》赵立行《1348 年黑死病与理性意识的觉醒》。这两篇更强调了黑死病造成的社会意识的转变，并且同时提到了这些由于反思黑死病所产生的社会意识进而影响了政治、宗教 和经济的变革。
现在依然普遍认同马克思的观念“社会的再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 两个方面，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人口的不断再生产又是物质资料不断再生产的条件。”
尤其是在中世纪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很低，社会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主要靠人力，于是人口的数量称为影响社会物质再生产的重要的因素。“中古时期的农业，几乎完全支配着经济生活，可能有 90%以上的人口是靠土地为生的”
而突如其来的黑死病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得本来拥挤、肮脏、污秽不堪的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社会在突然之间丧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本来人口减少的后果本应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那么理所应当欧洲应当至少在人口还没恢复以前一直低迷下去。“英国人口到了 17 世纪初才超过。
1348 年的水平”可欧洲却“提早”的实现了近代化，实现了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不得不让我们从新审视一下人口的减少给经济带来的发展这一反常现象。
本文旨在研究的是发生在西欧 14 世纪的黑死病造成的人口锐减对经济造成的深远影响。因其规模之大、维持的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死亡人数之多堪称空前绝后。这场沉重的打击给欧洲带来的惨重后果也成为中世纪黑暗的另一个写照。
从而引发了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医疗卫生的危机进而引发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医学革命等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而黑死病锐减的人口和其对经济的影响是这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之一。
从长远意义上考虑，研究黑死病对西欧日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研究其锐减的人口和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这个看似不相容的矛盾，对于现今社会有着很深刻的意义。
笔者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小小的探讨对“马尔萨斯陷阱”理论做补充和扬弃，并且希望能够通过接下里的研究借助各个时期各个国家不同时间不同生产方式对“马尔萨斯陷阱”进行量化分析，并积极寻求绕开“马尔萨斯陷阱”的办法，以用于现代社会。
“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庄园农奴制，从 11 世纪后期或 12 世纪初期就显示出了裂痕。领主和农奴都有着改变旧有的庄园经营模式的共同需要，这就把农奴制打开了一个永远无法修复的裂口”
还有就是在 11 世纪后期或 12 世纪初期，城市的复兴吸引着劳动力，一些不堪忍受沉重劳役负担的农奴开始由庄园逃亡城市。但逃离的过程是艰辛的并且逃到城市也不见得出境会比之前好到哪去，但大多数农奴都认为城市总就是自由的。
而黑死病的到来正加速了庄园农奴制度的解体。在这次可怕的瘟疫中，有钱人纷纷逃离 疫区到偏远的荒无人烟的宅子里躲避，当然包括那些主教。可怜的农奴们由于出不起钱来购 置交通工具而困守原地；并且大多数农奴因没有人生自由而被迫被困在疫区等死。
大瘟疫 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而在这些死亡的人口中绝大多数又都是农民。“1349~1450 年欧洲人口总数下降了 60~75%，而且死亡的人数主体是农民。”“法国的勃艮第地区的吉维尔（Givry）村庄在1348 年14个星期内615人死亡。
这显示出黑死病造成的当地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为 50%”“在英国剑桥郡3个庄园、埃塞克斯郡两个庄园、康沃尔郡东部 2 个庄园，死亡率达 50~60%；格拉斯顿伯雷修道院的 22 个庄园上平均死亡率为 55%，埃塞克斯郡 3 个庄园为 43%。”
在这次大瘟疫中人数减少的直接影响就是这一个时期内的耕作都无法正常进行，所以直接受到打击的就是庄园农奴制经济。而这一打击又是如何具体实现的呢？“人口下降使许多农民和地主的地产至少部分闲置起来。领主起初力图强迫其现存的承租人按照老的习惯条件来利用闲置土地。
并抗拒诸如劳动法令一类的要求增加实际工资与新的经济条件保持一致的各种法律；这些企图很快就落空了。农民的逃亡、领主间急于吸引佃户的竞争以及农奴拒不服从秩序挫败了这些企图”
除此之外，政府需要财政支出确保这混乱的社会状态保有秩序，有些严重的地方人们死的死逃的逃，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人口的急剧减少，物价开始普遍下降“所有的东西价钱都下降了， 一匹马原来值 40 先令，如今 6 先令 8 便士，一只母牛现在只值 12 先令。”
这些变化能归纳为：“（1）由于地租相对于劳动力的价值下降，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明显的变化，严重依赖地租的封建税入也相应下降（2）政府支出的最低必需品相对提高（3）利用市场组织的经济活动的费用上升。”
于是，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自由自配自己的时间，在缴纳了定额的租金后，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剩余的粮食在市场上出售，从此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成为了普遍现象；居住自由也被承认了，领主再不能把离开他的地产的农奴抓回来，农奴的身份地位提高了
“贱农在法律上的人格得到承认，他们能够上法庭起诉，并且同他们的家人一道享有免于虐待的法律保护；他们能够自由地让渡、交换、出卖他们所有的各种财产或将其传给子孙。于是“死手捐”没有了。
“农奴解放的人口比城市的解放涉及到的人数多得多，它是历史上重大的事件之一，人身自由和缔约自由第一次在农村人民中宣布并付诸实施。”农奴制瓦解的终极原因是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新的经济基础迫切地要求着新的上层建筑，假如没有黑死病这场变革也终将会实现，可是那将会晚很多，黑死病的爆发无疑是一个催化剂，以摧拉枯朽般不 可阻挡的势头加速了农奴制的崩溃，虽然它的代价是惨痛的，伴随着血与火的，但毋庸置疑它瓦解农奴制经济的彻底性与革命性。
这也就是笔者所论述的人口数量的减少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正是人口减少直接造成的农奴制经济的瓦解，改变了原有的经济结构，使得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与新经济的发展的呼声得以发出。正所谓不破不立，破而后立。
农奴制经济的瓦解为接踵而来的城市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扫平了道路。这就显示了以退步实现进步的第一个特征：经济基础的进步实现了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阶段的进步。
灾难中的大量农民的丧生已使封建制度失去了足够的剥削对象，由于劳工人数大量减少，农奴难以在领主的土地上履行应尽的劳役，大量的土地荒芜了，在英格兰东部的伯克兰（Brekland）地区到了 15 世纪有 28 个村庄，超过该地村庄的半数被彻底抛荒了”
人口的 大量死亡和人们纷纷逃散，造成了大量的土地被抛荒。于是欧洲大量的农场被改为牧场和草 场。因为例如一个牧养场与农场相比，只需要一个牧羊人和数只牧羊犬就能饲养大批的羊， 只需要向这些被抛荒了的土地上随机撒上草籽就会长出大量的青草。畜牧以牧草和灌木为食，不需要额外的喂养饲料。
而且“走投无路”的庄园主在这期间发现了出人意料的惊喜：家畜除了提供肉类还能提供其他资源，牛皮能制作成皮革，羊毛可以被制作成呢绒，呢绒的需求量很广，当时英格兰有这样一句谚语“羊蹄可以使沙子变成金子”。
并且，这恰恰配合了当时人们的消费心理和“黑死病的性别选择”被“物种的自然选择”留下来的人们开始害怕黑死病的再次发生于是乎他们由原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存钱、攒钱变得最求现在当前的享乐，甚至会出现了超前消费的消费意识。
而由这些呢绒类产品制作而成的奢侈品称为这些被“黑死病的性别选择”留下来的“一夜暴富”的女士们贵妇们追捧的对象。
“新兴的工业在黑死病后也开始发展壮大，在尼德兰地区，多元化的纺织品快速地发展， 对上等的绸缎衣服和亚麻制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亚麻是当时流行的内衣原料，并成为当时的时尚，德国南部顺应市场潮流，大量生产亚麻和棉麻混制品”
于是出现了类似托斯卡纳这样的很好的工业调整范例。“托斯卡纳的一些地区发展丝绸工业，并向整个欧洲和中东地区外销产品，以市场为依托的工业灵活转型和迅速反应是他们在人口持续下降时，取得发展的关键。”
这就说明不仅是庄园农业经济开始转变成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的畜牧业养殖经济，而由 这新兴的畜牧业经济带来的多元化的手工业作坊也应运而生。
这就是人口锐减的间接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于人口的锐减直接造成的是大量的土地被抛荒，而土地被抛荒就 逼迫这些庄园主另谋出路，当他们发现了畜牧业的经济利益的时候便一发不可收拾，由此产生了专业化牧场。
表面上，黑死病对经济的破坏使得那个时期的西欧社会看起来凄凉无比“在那个寂静无人的街道上，那些逃难的富人的马车就是少见的还有一些生活气息的东西了……一个人花上一天功夫搜遍全城，若能找到三个鸡蛋就是巨大的福气了。”
然而，瘟疫不同于战乱，只是人口——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部分被毁，物质基础尚未被破坏而保存完好，个人的财富也保存完好。“一些人突然间由于继承了别人的财富而变得富裕”物价的降低和财富的容易获得。
人们的当前可支配收入得到提高，再加上经历了这一次大瘟疫的惨痛教训，人们的内心唯恐再次经历巨大的死亡，所以更加追求现世的享乐。
“一些勤俭节约的普通民众大肆挥霍显示出对自己的将来失去希望；而农村那些依靠放息来维持生活的领主，纷纷移居城市，不在乡村组织经济生活”“富人们宣称‘慷慨解囊是我们拥有的最高贵、最吸引人的美德，花钱更使我感到快乐和满足”
在这样的消费心理的驱使下，人们变得偏好奢侈品。“皮毛变得流行，人们比任何一个时间里都能承受，中世纪末期大量的皮毛生意使得北欧的皮毛商和皮革工人衣食无忧”
在各大城市有产者竞相构筑房屋“都有白色大理石和斑纹石精雕的大门，哥特式的窗户，庭院中兴建各种雕像、喷泉、花园、壁画……大而华丽的壁炉、镶嵌细致的家具、丝织的天棚，金或银的窗帘、青铜制作而成的吊灯。”
首先，奢侈品的被追捧就要求制作这些奢侈品的手工业者有着良好而高超的技艺，从而从消费端入手倒逼供给端的改革。一般的手工业作坊的生产产品已经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
“在伦敦出现势力强大的呢绒手工工场，著名富商契康伯雇佣劳工达一千人”这就出现了与以往城市小手工作坊不同的生产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的转变孕育着由农业文明向工业 文明的转型。
众所周知，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发生时是在英国，而开始的标志就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机。而发明它的缘由是毛呢产品的过量的需求同当时的生产力不匹配。说白 了就是毛呢产品的供不应求。于是新的生产力形式慢慢的出现，人类迈出了由机器生产取代人力生产的第一步。
其次，社会再生产的资料得以转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 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
所以，表面上看只是由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但这其中也包含着社会物质资料的转化，随着这些小农的移居城市，他们的身家也随着他们移动，由此他们的物质资料转化为更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要素。
同时，这些小农也是城市经济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和生产共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并且，这些与城市的第二次复兴是分不开的。
再者，手工业品和奢侈品的供不应求和价格猛涨，也促进了城市金融家和商人阶层的壮大，并且掌握了雄厚的资本。“黑死病后，再英国的布列斯托尔的坎内家族，拥有总载量重达 2854 吨的大船 10 艘，雇佣水手 800 人，控制了全市的船舶货运量的 1/4.”
“而 14 世纪末，巴黎商人尼古拉·布拉尔承办查理六世为加尔德远征募集的军队的军需，总数达 10 万金埃勾之多，卢加的拉庞狄成了勃艮第宫廷的主要放债人，无论在欧洲的啥地方他们的重要性都日益增加，上层贵族也十分欢迎他们，给与他们社会声望，作为服务的报酬。”
最后，全民性的对奢侈品的追求不仅使金融家和银行家壮大，各种服务人员的人数也随之或兴起或壮大。例如：建筑师、管家、园丁、马夫。就像梳毛工的出现一样，这些新兴的职业随着由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逐渐有了细致划分的社会分工一道发展起来。
大批的劳动力涌现城市，填补了黑死病造成的城市人口的大量消亡。城市再次复兴，并以它新兴起的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自由劳动力，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产生了新兴的城市经济，更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市民阶层。
当我们在探讨黑死病的人口锐减时往往忽略了对死亡人口的身份进行探讨和研究。不同身份的人口死亡对潜在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是不同的。
然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社会影响在几个世纪后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些学者觉得例如宗教改革的序幕追根溯源还是要追溯到黑死病时期的。
对于黑死病的“性别选择”的讨论，目前笔者只发现了国外一篇关于此的论文。丹尼尔·克鲁蒂斯的《1349-1450 年，黑死病和接下来的瘟疫的性别选择对于荷兰南部的影响》文章中的“sex-selective”一词给与笔者很大启发。
李化成的一篇历史学论文《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 1348-1350》中有所涉及。当代医学对此方面的研究有《中国 1950~2010 年鼠疫患者性别构成比例分析》。剑桥大学的约翰·哈彻教授曾在纪录片《肯·福莱特的黑暗时代之旅——黑死病》中提及“沃尔沙姆维落斯 660 年历史的法案卷宗”。
为黑死病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记录了时期的乡村生活，一户名为“克兰默家族”的农庄居民。黑死病带走了该家族的全部男丁，即该家庭中的全部劳动力。
该法案卷宗详细记载了奥利维亚·克莱默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很私人的条款“奥利维亚 威廉·克莱默的女儿未婚先育罚款 32 便士”这是当时一个普通农户家庭所承担不起的。
而当黑死病来临后由于家庭当中全部劳动力和男性合法继承人的丧失，两姐妹继承了大量的土地。由于两姐妹并不会干农活，她们选择了使庄园变成草场进行养羊的事业，从此变得富裕起来，不仅还清了她未婚先育的 32 便士还因为这样变得十分有钱。
这虽然是个个例，但我们从中能够准确的看出两姐妹最终选择都是必然的。这个个例应和了之前提到的黑死病造成的人口锐减导致的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农庄的庄园经济转变为畜牧业）的转变。
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下，黑死病究竟是何如选择自身的被害人的。“一般认为，男人的死亡率要高于女人，在黑死病之前，男女比例为 105：100，但黑死病之后，男女比例朝着反方向发展，因此黑死病后女人在劳作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甚至有些学者称‘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是女人的黄金时代’”。不知是否是黑死病病毒的本质特性。
中国医学学者鞠成、张芳等人的《中国 1950~2010 年鼠疫患者性别构成比分析》中提到过这样的一些数据：旱懒疫原地男性病例明显多于女性，分年龄组比较，只有 20~39 岁年龄组鼠疫患者男女比例存在一定的差异……患腺性和肺性鼠疫的男性也多于女性。”
由此可知，鼠疫的易感人群还是有所差异的。这样的细微差异会造成非常大影响。“女人们用一切化妆所能提供的手段来改变她们的姿容，不厌其烦地来修饰面貌、肤色和改变头发 的生长状况……乡间妇女也在这方面与城市姐妹争艳，劝诫她们说这种装饰是高等的标志是没有用的”
女性作为消费的主力军，一方面促进了种种奢侈品和其相关行业的兴盛，使其甚至产生了专门为女性设计的高级消费品。另一方面，如同沃尔沙姆维落斯的“克兰默家族”这样劳 动力全部死亡的家庭，留下了继承大量土地的女性，这些女性势必要采取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由畜牧业代替原先的庄园农庄的经营模式。
修士并非真的有和上帝沟通的能力，肉体凡胎，染病当然不稀奇。况且， 在黑死病期间， 修士总是避免不了与患者进行接触并为患者提供帮助，这样修士染上黑死病的几率相当大.在中世纪时期，得了病就会被认为是上帝的惩罚，救治的办法无非是那么几种：修士为你祷告；用肉体受刑的苦难来消除你的罪业；
放血；剪下来几页圣经用火烧了和水喝了。这些办法如何能救得了在西欧狂暴肆虐的黑死病，染上了病不用说救别人，教士自己都救不了自己。“在卡尔卡松（Carcassonne），所有的法兰西斯派修士全部死亡；在图卢兹，圣塞尔南（Saint-Sernin）大教堂的 20 个教士死了 12 个；阿维尼翁教堂的官员死了 1/4。”
“据施鲁斯伯里估算，英国受俸教士的死亡率在 43.5%左右，在黑死病期间内，德国死亡的方济各修士会多达 124434 人，在意大利有 30000 名方济各托钵修士会修士命丧黄泉”在有些地方教堂都有所荒废。
而神职人员在看到己方有大规模的死亡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与他们声称的道义背道而驰。“他们把一个个求助者拒之门外，更有甚者把与自己同门的教士驱逐除外。就这样， 人类的‘救赎者’成了不折不扣的伪善者。人们开始在怀疑神存在和作用的同时，也开始怀疑博爱的上帝和博爱的神圣，从而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开始内心反省。”
人们会自然而然的想：这么多修士的死亡，如果他们不是最大的罪人的话，为何上帝会杀掉这么多？教会的力量在根基上出现了动摇，黑死病的到来意味着教会的权威开始弱化。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无需神职人员也能和上帝对话，一旦你有了这个想法你接下来就会想，好吧，那我为何还要这些所谓的权威，那我为何还要主教……这些想法的可怕就在于它的颠覆性。
这些想法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思想诞生的原地。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人文主义精神的传播。从 15 世纪开始，出现了全新的自然观念。即人是世界的中心，人高于自然。人类借助科学发现和发明，掌握自然规律，就能够合理的运用自然，让世界为人类造福。而这自然科学的思想起源就在对于神学的不信任，于是人们更加渴望去清楚自己了解自然， 近代自然科学就此应运而生。
要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资本主义政权的建立，15 世纪中叶，西欧从黑死病的恐慌中恢复过来，资本主义政权陆续在欧洲各国建立，资产阶级革命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基础做了保障。
笔者认为这与黑死病期间的对于神学的否定和怀疑是密不可分的，假使没有修士的大批 死亡宗教的根基就无法动摇，科学不可能摆脱宗教对其的束缚与排挤，就不会有近代科学的 诞生，而近代科学正是促进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所以，黑死病造成的西欧的修士大规模锐减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近代化。
“马尔萨斯陷阱”理论是这样讲的：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数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过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再配合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的再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两个方面，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人口的不断再生产又是物质资料不断 再生产的条件。那么就会产生一种不科学的想法。
人口多达某些特定的程度就会发生战争、瘟疫等 能让人口大规模死亡的事件，于是乎我们的社会遭到重创后就会止步甚至会倒退，用人口的 数量的减少来满足我们与之不相称的经济基础。这种理论就会造成循环史观和天命循环论的出现。
而就拿这次 1348~1349 年肆虐西欧的黑死病来讲，其确实给西欧的经济造成不小的损失， 但万万不可无视它的进步意义。从整体上看，黑死病的爆发从根基上摧毁了当时西欧的庄园 农奴制经济使得西欧可以重建人口和经济体系，客观上解放了劳动力。
为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加速了经济、级数、社会行政管理的近代化；从微观上来看，就人口的减少对经济而言， 它瓦解了农奴制，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的转型。
并且使得女性再经济生产中获 得劳动的社会条件从而参与社会经济贡献病从中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也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 的转变从而引发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和理论支撑。
当我们同时也要看到，黑死病的爆发是偶然的，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而言绝不是历史的动力，黑死病本身也不可能创造历史，它只能算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黑死病造成的人口减少 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说更像是一把锄头挖空了封建农奴制经济的根基，使得剩下的人无力在以原 来的生产方式进行劳作和生产，由此产生了新的经济形态；它也像是当头一棒，打醒了沉浸。
在愚昧无知曾经在黑暗的教会神学统治之下的西欧人民，由此产生了新的经济意识与科学主 义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黑死病虽然在现在看来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对于当时西 欧的人民来说却是痛苦的、伴随着血与泪的。
现如今，在我们肯定黑死病积极意义的同时却要避免类似这样大的灾难再次发生，因为人类不会再承受的起与现在的生产力相匹配的大规模灾难。我们的发展终究不能靠灾难来促 进；我们的进步也不能靠人口的减少来实现。
在未来，我们应该各方专家的配合，找出尽可能多的资料完善并量化“马尔萨斯陷阱”和“新人口论”，进而指导我们未来的生产生活。也使人们不会陷入对“马尔萨斯陷阱”的无谓的恐慌之中。
[1] 道格拉斯·诺斯 罗伯斯·托马斯著 厉以平 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 年 4 月
[2] W.汤普逊《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455 页。
[3] P 布瓦松那：《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52 页。
[4]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弗罗伦萨》，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57 页。
[5]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33
[7]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文艺复兴》（上），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6~417页
[8] 罗伯特·福西耶：《剑桥插图中世纪史》下册（1250~1520）郭方、李桂芝译，山东 画报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2 页。
[9]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 1988 版，第 203 页
[10] 薛国中：《黑死病前后的欧洲》，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4 期
[14] 李晓光 《黑死病与 14-15 世纪欧洲社会历史的变迁》，第 35 页
[16] 赵红：《是灾难，更是契机和动力》，湖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 19 月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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