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政治上的革新，使得封建王朝在我国完全分崩离析，一起也将固执在国人头脑中数千年的“服装等级制”消除殆尽。以服装“昭名分，辨等威”的传统现已过期，传统严苛的礼教与风化观念被完全掩埋。换服饰正是人们对相等自在新生活的寻求。耐人寻味的是，辛亥的民主革新不甚完全，但其服饰的革新倒较为坚决。

  涤除旧俗，首先是剪去标志清政治控制的长辫，其次便是不再穿满式官服。接着，政府制订了民国的榜首批“服制法令”。

  1912年7月参议院发布了服制。服制把服装分为三大类，“(一)西式礼衣，(二)公服，(三)常服。礼衣纯仿美制。公服专以我国货料，仿西式制用。常服略仿我国古制，稍为变通，惟身长及胫，以便著靴。”

  而在上层社会，西服成为一种盛行的“官服”。从其时的相片可以精确的看出西服在正式场合位置的改变。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举行暂时大总统推举会，17省代表参与推举。与会者40余人，六成代表穿长袍马褂，四成代表穿西服。1912年2月18日，举行第2次暂时大总统推举会。会后，蔡元培带领迎袁世凯专使团到北京。合影中的11位非武士里，8人穿西服。同年3月25日，内阁总理唐绍仪赴南京接纳暂时政府，孙中山率总统职工和唐绍仪合影。相片上40余人，只要少数人穿传统服装，绝大多数穿西服。西服，成了这一段时期必备的“革新表面”。

  “服制法令”斗胆地将西式服装引入我国，将大礼衣确定为大礼衣，配有西式白衬衫、背心、黑领结、白手套及黑色高筒弁冕和黑色漆皮皮鞋。但由于洋装的质料多用进口呢绒，因而助长了外国产品在我国的推销，导致国产丝绸等面料滞销。1912年1月12日，《大公报》上登文《易服以保存国货为要义》：“易服不易料。……我国公民半恃丝绸认为生活存也，安可弃其料而不必哉？”

  《申报》1912年5月19日刊登了汉口绅商学界建议安排汉口国货维持会的文章：“凡入会者，以不着外国衣履帽为榜首责任。”汉口救国会为宣扬爱国买国货的建议，竟有人断指，局面非常悲凉：武汉共和党开大会，到会者一千余人，嗣随县程君玉佩登台讲演国外衣帽热销全国之害，说毕，抽刀断指大书“请用国货”四字，鲜血淋漓。

  关于中山装的由来说法不一，其间一种说法是，孙中山先生1902年到越南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广东人黄隆生开设的洋服店，为了节省外汇，并能表现我国国情而授意黄隆生规划一种漂亮、简易而又有用的我国服装，黄参阅了西欧和日本服装款式，并结合其时南洋华裔中盛行的“企领”文装上衣和学生装而规划缝制成的。

  当中山先生穿起这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美观、有用、便利、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么多东西多是进口，费事费钱。”一起，中山装还被赋予了史上任何一种服装都不曾有过的政治意义：四个口袋，标志国之四维，也便是礼、义、廉、耻；五个扣子，标志中华民国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袖口上三个扣子，代表民族、民权、民生这。

  1929年4月，第二十二次国务会议议定《文官制服礼衣法令》：“制服用中山装。”就此，中山装经国民政府明令发布而成为法定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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