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整个西欧行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行会史的上限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城市的诞生之时，其下限则越过了1640年这一历史的分水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行会支配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经济生活。
因此，研究西欧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不仅对西欧经济史，而且对中世纪的西欧历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以英国商人行会为例，对行会的产生和早期经济措施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
英国的行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曾不断地改变自身的组织形式。它最初是以商人行会的形式出现的，后来又演变为手工业行会和公会。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可以断定，最早的商人行会差不多是和英国中世纪的城市同时间世的。
早在1087-1107年期间，授予伯弗特市的特许状就已经提到了商人行会，这是迄今所知的与商人行会有关的最早的英国历史文件。
其后，在亨利一世颁发的城市特许状中也曾偶尔提及商人行会。到了金雀花王朝时期，城市特许状中提到商人行会已经是相当普遍的事情了。
尤其在亨利二世时代，这类特许状的数量相当可观，普雷斯顿、纽卡斯安德来姆和南安普教等城市都是在这一时期获得建立商人行会的特权的。
13世纪时，大部分英格兰城市都已建立了商人行会，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如伦敦、诺里奇和五港市（指多佛尔、桑特切罗、姆乃、黑斯廷斯和亥斯五个沿海港口城市）等属于例外情况。在这些城市中似乎从未出现过类似的组织。
据后人统计，总共有102座英格兰城市、38座爱尔兰城市和30座威尔士城市建立过商人行会。
英国商人行会基本上由其所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市民组成。中世纪早期的城市首先是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而存在的，绝大多数市民皆务工经商，他们构成了商人行会的主体。
所以那时市民的地位和商人行会成员的地位，即使不完全统一，也相差无几。牛津市民就曾被不加区别地称为公民、市民或城市公社和商人行会的市民，大约在12年开始使用的科尔切斯特的公章上就刻着“科尔切斯特商人行会的市民”之印。
亨利二世在授予的特许状中亦曾使用了“我的商人行会的的市民们”这样的称呼。正是由于这一点，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商人行会的领导人和市政机构首脑合二为一的现象，如林肯、南安普敦和莱斯特。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住在莱斯特东门外，属于林肯主教管辖的佃农就曾加入过该市的商人行会。伊普斯威奇商人行会的成员中，有一些人是附近的领主，这中间还包括诺福克伯爵。
不过这部分人的比例很小，绝不可能改变商人行会的性质，也没有可能左右商人行会的政策。
商人行会对英国中世纪早期的城市工商业负有管理和监督的使命。为了有效地履行自身的职责，商人行会逐渐建立起一套管理机构。
现存的托恩斯、南安普敦、莱斯特和贝里克的商人行会章程表明，商人行会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被称为埃尔特曼的会长手里。这个职务有时设两名，其下有两名助手，称为执事。
另外还有一个由四人组成的理事会，帮助会长和执事处理内部日常事务，并管理行会的财产。会长-执事-理事会的管理架构不仅在各地商人行会中到处可见，后来也被手工业行会所沿袭。
市场十分有限是中世纪英国早期城市经济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弱点之一。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两方面问题导致的。
首先，当时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还没有完全分离。中世纪英国城市兴起之时，商品经济刚刚产生，自然经济仍占优势，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十分低下。
因此，在城市经济活动中，生产功能和交换功能常常混淆在一起。直接生产者作为商品的主人，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交换的使命，从而同时兼有了商人的身份。
所以商人行会的名册上常常记载着手工业者的姓名。始于1196年的莱斯特商人行会的档案表明，构成其主体的主要是各行业的手工业者兼商人，纯粹意义上的商人仅为少数。
他们中间有纺织匠、染匠、羊毛理发师、剪毛匠、裁缝、内衣商、皮革匠、鞋匠、马鞍匠、羊皮纸造纸工、肥皂匠、医生、传道士、丝绸商、金匠、马掌匠、箍桶工、陶器工、磨坊工、面包匠、厨师、屠夫、船工、石匠、木匠、铅管工、搬运工、车夫和旅馆中的喂马（骡）人等。
在纽卡斯尔，手工业者也一直都是商人行会的成员。这种既工亦商的状况决定了大多数商人行会的成员不可能远走他乡进行商业活动，他们大多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因此，早期城市经济活动的范围主要局限在各自城区和毗邻的乡村，市场规模十分狭小。
其次,刚刚摆脱封建领主直接控制的城市市民的经济力量还很微弱。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科尔切斯特一名煤商的动产为6镑3先令4便士，两名制革匠的动产分别为7镑8先令10便士和8镑1先令4便士，一名胡椒商的动产仅为14先令4便士，还有一名手套匠的动产为30先令。
，使得早期城市的手工业者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不是为了盈利；
同时，也限制了生产的规模，使狭小的地方市场难以扩大。市场是商品经济的基石之一，市场规模狭小，使得早期城市经济很少有回旋的余地，处于一种十分脆弱的状态。
直接生产者的地位也因此而很不稳定，任何轻微的波动，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为保护新生的城市经济和小商品生产者的切身利益。
迫切需要一个权威性的机构来协调和组织城市的商业活动，管理现有的交换市场，使之能够长期地稳定地存在下去。商人行会遂应运而生。
商人行会对英国中世纪早期城市的经管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维度，或者说体现为下列几项特权：商人行会从其建立之日起，就对城市商业活动拥有垄断权。
这一权利来自城市特许状。牛津的特许状明确规定：非商人行会成员不得在城市及郊区从事商业活动。普雷斯顿的特许状中亦有类似的条款，即除非得到全体市民的允诺，否则，除商人行会的成员外，任何人皆不得在该市进行买卖活动。
但是应该指出，这种垄断实际上只是对零售业而言，因为既然是作为一种商品经济扩城市经济就不可能完全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当时城市与外地的经济联系主要是通过各个城市定期开放的集市和有条件的批发贸易来实现。
南安普敦的商人行会规定，外地商人只要遵守下述三项条件，即可在该市进行批发贸易：其一是缴纳通行税，其二是销售对象仅为商人行会的成员；其三是不得购买下列商品：羊毛、谷物、生皮革和呢绒坯布等。
商人行会通过对零售贸易的完全垄断和对批发贸易的有条件控制，建立了早期城市的商业秩序。商人行会的建立使得城市市场基本上处于本城工商业者的控制之下。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排除外界的干扰。这样就保证了当地市场的相对稳定性，维护了与之休戚相关的小生产者的切身利益。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城市本身不可能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手工业者的原材料（如羊毛、矿产等）和小商人的货物（如粮食、香料等）大多仰仗外地的货源。
这些物品的获取是城市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之一，因此商人行会规定其成员对外来商品拥有优先购买权。南安普敦商人行会的章程规定，任何外地货物运抵该城时，只要有商人行会的成员在场，并表示有意购买，那么该城的普通居民及外乡人就不得抢先进行交易。
违者，没收其所购之物，上交国王。切斯特也规定，商人行会的成员有权购买从陆路或水路运至该城的任何货物，非行会成员只有在得到行会的同意之后方可购买。
优先权的规定使外地商品的买卖完全以商人行会成员的需要与否为转移，从而有助于保证他们的经济活动的连续性，这是刚刚形成的城市交换市场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必要条件之一。
很明显，商人行会的经济特权体现了封建的垄断性和平均主义倾向，但是另一方面也无可否认，这些特权仅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城市经济突破自然经济的阻碍之初，能量十分有限，面对着自然经济的重重包围。当务之急是要巩固已形成的城市市场，保证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的基本生活和生产条件，这是城市经济赖以存身的主要前提。
舍此，城市经济将难以保持立足之地，逐步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商人行会正是着眼于这一基本目标，通过申请特权和制定章程，建立了一套颇有成效的管理措施，从而对中世纪早期城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那些没有建立商人行会的城市，迫于经济生活的需要，也采取了一些与商人行会相同的经济措施。伦敦是最早申请通行税豁免权的城市之一，在1131年，这一特权得到了亨利一世的确认。诺里奇则假借城市立法的形式，将分享权制度强加在全体市民身上。
这些事例从侧面说明，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商人行会的经济政策对于中世纪早期城市经济来说，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
然而，也必须看到，商人行会的管理措施受制于当时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总的说来是比较原始的。这些措施基本上局限在商业活动的范围以内，未曾涉及具体的生产领域，因此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城市人口的持续不断的增加，城市手工业生产的商品性逐步发展，规模日见扩大。
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单靠市场管理已不足以维持城市的经济秩序，城市手工业生产的管理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商人行会显然无力胜任这一职责，于是渐为手工业行会所取代。
[1] 英美风景园林师执业制度建立与发展. 郭玉菡.北京建筑大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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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英国传统学徒制的演变. 杨冠琼.天津师范大学,2017
[5] 民间商会法人治理结构中非制度性关系研究. 蔡芸芸.上海师范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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