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倘若一个国家需要维持人口稳定，生育率——新生儿与同期平均育龄妇女的人数之比，需要维持在2.1，即1个育龄女性起码要生育2个新生儿。笔者所在的意大利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1.32。意大利的年轻人习惯依赖父母，搬出父母的房子独立生活、结婚成家的年龄慢慢的变大，大多数女性在30岁以后才会打算生孩子。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许多意大利夫妻更不想冒险生孩子。鉴于意大利庞大的公共债务和养老金负担，低生育率的情况尤为严峻。
在意大利人口统计书《文明的空摇篮》的前言当中，意大利前副总理萨尔维尼写道：“一个没有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加拿大近年来多胞胎的比例大幅度的增加，且越是高龄产妇，多胞胎比例越高。这是因为高龄产妇普遍采用了辅助生育手段。
正如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著作《妇女疾病》里所证明的那样，自古以来，男人和女人都在试图控制生育。古代欧洲男女节育的途径五花八门，但在古埃及、希腊和罗马的人眼里，只有女性才需要负责避孕，因此他们只对女性的避孕途径进行了记录。在古希腊时期，人们用一种现在已经灭绝的串叶松香草当作避孕药使用，古希腊人将它视为阿波罗神的礼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雪松油偶尔也能够更好的起到避孕的效果。到了中世纪，在天主教会的影响下，避孕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妇女之间仍然会流传一些关于避孕的技巧：例如将百合根放在里，或者在大腿上系上黄鼠狼睾丸。显然，这些在古代流传的大多数避孕方式全都是无效的，有些方法甚至还会对身体产生危害。
长期以来，欧洲的教会、医生和政治环境都反对任何形式的节育措施，特别是将性行为和受孕脱钩，人们进行性行为仅仅是为了欢愉而不是为了生育——这是许多政治派别和教会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认为节育措施会诱使人们性滥交。但随着17世纪英国内战，性病传遍了欧洲，在性行为过程中做保护措施的观念也开始跟随着战争在欧洲流行了起来。人们使用亚麻布、动物肠衣、皮革等材料制造成最早的“避孕套”来使用。
到了19世纪，欧洲出现了生育率下降，引起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力量削弱的担忧。《埃伦伯勒勋爵法》在1803年首次提出了禁止堕胎的法律规定，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纷纷效仿这一做法。
英国出生率委员会把当时下降的出生率归因于人们广泛使用避孕套，但事实上，由于成本和造价方面的原因，在当时只有少部分富裕阶层才用得起避孕套。在20世纪之前，只有16%的英国夫妇会使用避孕套来避孕，其他人的主要节育方式则为戒断性行为，或者戒酒，减少酒精引发的性冲动。如果这一些方法都行不通，那他们只能选择流产——这种无奈之举在当时的工人阶级当中十分普遍。
虽然欧洲家庭的控制生育现象是在19世纪工业化背景下发生的，但它却为工人阶级向上层阶级流动提供了可能，因为节育可以让家庭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的改善。慢慢的变多的欧洲人认为，父母应该为了子女工作，而不是像过去的旧观念那样，让子女成为父母劳动力的附庸。也就是说，父母更需要子女满足他们的情感依靠，没必要非得一窝小孩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在欧洲首当其冲地刮起了节育的风潮。与其说当时的法国在整个欧洲的经济水平较为突出，不如说是因为法国人的思想和世俗化运动在当时更为超前，从法国开始，欧洲民间刮起了一股“新马尔萨斯主义风潮”。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曾经提出过“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人口的上涨的速度远超于了粮食生产的速度，如果不控制生育，人类将面临粮食危机，人口越多就会导致一个国家更加贫穷。马尔萨斯主义者支持通过发展独身主义或者晚婚来调节人口，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则将生育控制推向了另一种高度：他们主张使用避孕方法，为现代婚姻关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让小两口有尽可能多的机会享受亲密关系，让子女晚一点再出现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这样的观念在过去欧洲的婚姻关系中极为罕见。
尽管如此，大多数欧洲国家依然保留着对堕胎的惩罚，有些国家也试图禁止其他避孕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欧洲各国武力损失惨重，限制避孕的法规再一次铺天盖地地席卷了欧洲。1920年，法国规定禁止出售和传播避孕方法的信息；瑞典在1910年制定了反避孕法，直到1938年才废除；直到1930年的兰柏会议，英国才允许公民在合法结为夫妻的情况下使用避孕药具。
二战以后在欧洲蔓延的婴儿潮，使人们对人口减少的恐惧变得次要。苏联在1955年开放了堕胎，但随着婴儿潮的结束，这一做法也停止了。堕胎在东欧的生育控制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20世纪60年代，避孕药的出现引发了一场线月，美国《时代》杂志将避孕药的照片放在了封面上，用数不清的避孕药堆成了一个女性性别符号的图形。自古希腊以来，人类控制生育的途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避孕药的出现再一次将生育控制权的权杖交给了女性，而且它比过去的大多数避孕方法更加有效，为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育控制能力。即便如此，在欧洲，女性堕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违法的。德国是第一个将堕胎合法化的国家（1961年），法国紧随其后（1967年），并且于1971年颁布了诺伊沃斯法，开放妇女堕胎的权利，引起了天主教会的强烈批评。教皇保罗六世在1968年发表的《人类生活通谕》中重申了教会关于婚恋、生子以及拒绝人工避孕的教导，强烈谴责了避孕行为，但这一立场并没有阻止避孕药在西欧的传播。
“避孕药之父”卡尔·杰拉西。避孕药被认为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项重大发明之一”。
避孕药的兴起加强了人类对于避孕行为的争议，尤其是当避孕药失灵时的终极解决措施——堕胎。随着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发展，一些国家承认了女性的堕胎权，英国在1967年颁布了《堕胎法》；1971年，法国343名向公众承认自己曾经做过人工流产的妇女发表了宣言，表达了自由控制自己身体、自由选择何时生育的愿望。然而，西欧其他几个国家仍就保持着对堕胎设限的法律规定，如爱尔兰、德国和波兰，这种反堕胎的政策导致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只能选择前往堕胎合法的邻国进行人工流产。
虽然对很多人来说，控制生育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但它同时也成为了女性获取自由和独立的手段。尽管欧洲的老龄化现象如今已经很严重，但欧洲各国对于生育控制的投入慢慢的变成了了一种惯例，并且正在逐年增加。有关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欧洲在全球计划生育方面共花费了8.45亿欧元，比2017年总体增长了5%。在避孕措施方面，各国之间的差异都会存在，相比东欧人来说，西欧人获取避孕药具的方法和途径更广泛和简便，英国控制生育的资金投入位于欧洲榜首，英国人也更倾向于使用安全系数更高的避孕措施（使用乳胶避孕套）来控制生育，使用率仅次于中国。英国也大力改善妇科诊所的服务，让妇女有更多的机会能得到生育方面的专业意见。但在波兰，人工流产仍然是一种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只有在、和畸形儿的情况下才会给怀孕妇女提供堕胎的 机会。
欧洲在生育控制方面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但不一样的地区之间避孕药具的资源和获得方式的差异仍然很大。在一些东欧国家，相对于人们的收入而言，避孕措施的经济代价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因此东欧人的节育观念和西欧人之间有着不小的差异。在阿尔巴尼亚，人们的生育控制费用可以用他们的保险来支付，阿尔巴尼亚政府还推出了一项针对18岁以下、失业或者低收入者的控制生育特别报销计划。在这样的生育控制政策下，阿尔巴尼亚接受现代避孕措施的妇女人数反而正在下降，而不是上升。研究认为，阿尔巴尼亚妇女节育措施观念上的落后，主要归因于缺乏性教育，相比西欧，东欧的性教育问题常常会遭到忽视。
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只有13个国家将避孕药具包括在了医疗保险范围以内，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在欧洲，起码有一半以上的妇女必须自费或者通过私人保险来支付避孕费用。
波兰的堕胎法是全欧洲最严格的堕胎法之一。在2019年，大约98%被人工流产的胎儿都是畸形儿，也就是说在被、经济贫困、早孕等其他情况下，波兰妇女都难以通过你自己意愿堕胎。严苛的堕胎政策让不少波兰妇女最终选择出国去欧洲其他几个国家堕胎。据联合国专家估计，每年约有10万名波兰妇女出国堕胎，她们通常选择临近波兰的德国或者捷克，因为在那里她们堕胎要容易得多。
波兰严苛的堕胎法律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波兰妇女运动。图为2021年1月，波兰克拉科夫，者举行抗议集会。
欧洲各国的堕胎政策各不相同。荷兰作为西欧最自由的国家之一，怀孕女性只要和医生交谈后，经过5天的冷静期，就可以在诊所堕胎。包括法国、比利时、丹麦和希腊在内的欧洲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可以“按需堕胎”，在怀孕10周或14周以内都可以堕胎。对于或者畸形胎儿的情况，可以放宽怀孕时间的限定，但宣传堕胎或者在媒体上播放堕胎广告在这些国家都是被禁止的。
以自由、包容著称的西欧国家或许为波兰女性提供了一个合法堕胎的途径，但并不是所有的波兰女性都有能力负担得起出国堕胎。波兰对那些没有能力抚养子女的家庭也没提供足够的补贴，导致许多本身就身处贫困边缘的妇女，在生下孩子以后生活变得更艰难，相当一部分妇女会因为没有办法很好地照顾孩子而陷入抑郁状态，甚至导致自杀。
欧盟人权事务专员认为，限制波兰妇女获得合法堕胎的机会违反了波兰的国际人权义务。从2020年年底开始，波兰严苛的堕胎法律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波兰妇女运动。2021年1月，抗议者在波兰各大城市的街道上进行了连续3天的集会，抗议严格的堕胎法案，这些抗议者们无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风险，在波兰各个繁华的城市中，呼吁“自由、平等和按需堕胎”。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在过去10年中，超过一半的欧盟成员国堕胎率正在逐渐下降。英国、法国和德国是堕胎率最高的国家，仅这3个国家在2018年堕胎的人数就高达60多万。但是在欧洲的许多天主教国家，例如意大利、西班牙或者克罗地亚，保守派仍然对堕胎自由化持怀疑态度，女性的堕胎权利在这些国家依然存在争议。
在19世纪，基于圣奥古斯丁在5世纪对亚里士多德的神谕，罗马天主教会等其他权威宗教机构觉得胎儿的灵魂在怀孕以后才会出现——男性婴儿的灵魂在受孕后40天左右会出现，女性婴儿的灵魂在受孕80天以后才会出现。一个胎儿拥有灵魂以后，就成为了一个有灵魂的人类，在这样的情况下，堕胎就等于谋杀。而一个胎儿是不是已经有了灵魂的佐证就是“胎动”，如果孕妇能够感受到胎动，就说明婴儿已经有了灵魂。因此在19世纪初，只要在婴儿发生胎动之前堕胎就不被视为一种罪过，只有在怀孕后期堕胎，才会被视为犯罪。但是，要让那些被指控犯有堕胎罪的孕妇承认胎儿有没有胎动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法院常常只能依靠孕妇的一面之词来了解胎儿的情况。一名叫玛格丽特的孕妇在堕胎后受审时，作证说“胎儿以前曾经胎动过，但自从她摔了一跤后，胎儿就再也没在肚子里动过了。”法庭以此宣判胎儿在堕胎前就已经失去了灵魂，玛格丽特因此被无罪释放。
意大利90%以上的人都是天主教徒，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90%以上的妇产科医生都信奉堕胎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自1978年以来，堕胎在意大利就一直是合法的：根据意大利法律，女性在意大利怀孕90天以内都可以堕胎；有一些时候，当胎儿被发现是畸形儿、死胎、危害母亲健康等情况时，在怀孕超过90天的情况下也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治疗性流产”。此外，也规定了意大利所有的医院都必须要提供堕胎的服务和设施。但是，法律同时也给予了医生和护士拒绝进行堕胎手术的选择权，医生和护士可以出于个人原因拒绝进行堕胎手术，因为这种手术可能会违反一些医生和护士的宗教信仰。
意大利维罗纳，女权主义组织抗议政府通过的允许使用公共资金资助反堕胎计划的议案。
意大利的医疗保健受到政治和天主教的双重影响，进而影响了医护人员对于医疗问题的态度。根据意大利卫生部的数据，在意大利，高达68%的妇科医生因为宗教信仰而拒绝进行人工流产。全意大利妇产科医生对人工流产手术意愿程度最高的地区是奥斯塔，是意大利的法语区，在意大利最北部，靠近瑞士和法国，受到法国、瑞士和意大利文化的三重影响。法国是全欧洲堕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在奥斯塔，当地的妇产科医生也受到了法国文化的影响，对堕胎手术更加包容，只有17.6%的妇产科医生不愿意做人工流产手术。而在意大利比较保守的南部地区，例如西西里、那不勒斯和坎帕尼亚，拒绝做堕胎手术的妇产科医生比例超过了80%。因此，对这些地区的意大利女性来说，即便人工流产在意大利完全合法，但找到个愿意给她们做人工流产手术的妇产科医生，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29岁的艾玛来自保守的坎帕尼亚。在怀孕第23周时，她发现医生在一周前进行的超声波扫描的报告里提到，胎儿的大脑只有部分形成了，胎儿很可能没办法活下去。
“那种有着反堕胎信仰的医生可能会故意向我隐瞒胎儿畸形的问题，直到我把孩子生下来。”这是艾玛怀上的第3个孩子，前两个孩子都因为不同原因流产了。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因流产引发的社会污名化，艾玛甚至改了自己的名字以保护自身。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艾玛决定转院，她最终选择了去意大利首都罗马——越发达、移民越多的城市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有更多样化的医疗资源和愿意实施堕胎手术的医生。最终，艾玛在罗马机场附近的一家医院里找到了愿意为她做人工流产的医生，这家医院的25名妇产科医生里仅有6名医生愿意做流产手术。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几经周折，艾玛终于在罗马的一家医院里找到了愿意为她做人工流产的医生——乔安娜医生。
为艾玛做堕胎手术的乔安娜医生在这家医院工作了22年，她常为那些因为怀孕而被剥夺了工作机会的妇女做流产手术。“在意大利，妇科医生在实习培训期间不会有专门的堕胎培训机会，也不会让他们进堕胎手术的病房，这和欧洲其他几个国家完全相反。意大利的全科医生也没有接受过避孕等节育保健方面的教育。”乔安娜医生这样说。
尽管从法律角度来说，一名医生能够准确的通过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要不要做堕胎手术，但如果一家医院的领导反对堕胎，那么这家医院里的其他医生可能会“随主流”而不再做堕胎手术，以免阻碍他们的职业 发展。
2019年10月是意大利制定堕胎法40周年。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这个爱情之城的市长在地方会议中通过了一项议案，允许使用公共资金资助反堕胎计划。意大利女权主义组织在维罗纳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她们认为这是政客在利用意大利人以家为重的情感观念作为幌子，拉拢意大利人的选票。女性是反堕胎议案最大的受害者，目前的堕胎法也无法保障孕妇的选择，但政客却对她们的痛苦充耳 不闻。
无论在哪里，堕胎的政治立场常常被政客们当作武器来寻求选票。女性控制着生育能力，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她们控制着家庭规模、国家的规模，对国家利益造成了影响。政治家们担心，如果女性选择减少生育，将会降低这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的军事能力。19世纪末，法国政客发现法国的出生率比过去下降了三分之一，而他们当时的敌人——德国，出生率却就没有改变。“妇女需要尽可能生更多的孩子”这一想法就在法国蔓延开来，并且因此在1920年作出了禁止出售和宣传避孕方法的规定。
2016年国际妇女节时土耳其总统发表讲话指出：“女人首先是个母亲，节育就是在‘叛国’。”
上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出现，欧美的女权主义者试图把堕胎的权利从政客手里要回到女性自己的手中。他们强调妇女有权不受国家干预而控制自己的身体，希望妇女能够自由选择是否要堕胎，废除所有反堕胎法律是女性解放的基石。
禁止堕胎并不会导致堕胎次数减少，反而会让更多的女性像波兰孕妇那样铤而走险，选择秘密的、非法的方式去堕胎，这只会给女性和社会带来更大的伤害。此外，欧洲还有很大的难民问题，超过一半的难民年龄在18岁以下，而女性青少年是难民中很脆弱的群体，缺乏性健康和性教育的认识，当这些流离失所的女孩们意外怀孕后，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寻求不安全的人工流产方式。根据人口基金统计，孕妇难民死亡的案例中，25%—50%是不安全堕胎引发的并发症所致。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堕胎的法律地位并不会左右女性是否要放弃自己身体里孩子的想法，它只能决定女性能否获得安全的堕胎医疗服务的机会。
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有选择自身胎儿去留的机会，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存在着无法怀孕的困扰。欧洲患有不育症的夫妇数量正以每年8%—9%的速度增长，不良的生活方式、食品安全问题、药物问题影响着每个人的健康，同时也在削弱现代人的生育能力。
当一个渴望拥有孩子的家庭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得到孩子时，他们可能会通过领养、试管婴儿甚至的方式来实现梦想。随着慢慢的变多的欧洲国家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拥有一个孩子也同样成为了许多同性恋家庭渴望却又难以实现的梦想，尤其是对没有生育能力的男同性恋家庭来说。
当一个家庭希望拥有一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但又无法承担试管婴儿的风险时，寻求妈妈就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有两种途径，最常见的是妊娠，将生母的卵子和生父的植入妈妈的母胚，可以完全消除胎儿和母亲的遗传关系，得到一个只有生母和生父基因的孩子；而传统则是将生父的通过子宫受精或者体外受精的方式，与母亲的卵子结合，生下有着母亲和生父基因的孩子。在过程中，受到金钱补偿的行为被称为商业。欧洲国家普遍禁止商业，他们都以为侵犯了孩子和母亲的尊严，在违背伦理的情况下像人口贩卖一样把儿童当作商品交易，同时也是对妇女的剥削，将妇女当成生产商品的工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禁止一切形式的，但是在英国，无偿则是合法的。在葡萄牙，如果一对夫妻可以在医学上证明他们有不育的健康问题，也能够最终靠寻求无偿来得到自己的孩子。乌克兰的法律是全欧洲最宽松的，允许所有人——包括外国人，来寻求服务。
每年，来自欧洲各地的夫妻为了躲避本国严格的法律，会选择出国来寻找合适的母亲，其中有50%是异性恋夫妇，50%是同性恋夫妇。这些夫妻在别的国家找到了合适的妈妈以后，和中介机构签署协议，等婴儿生下来后就将其带回自己的国家。大多数寻求母亲的欧洲夫妇来自爱尔兰、意大利、法国、德国、挪威等经济发达并且严格禁止的国家，他们会选择去泰国或者乌克兰寻找妈妈，因为相比同样接受商业且深受亚洲客户钟爱的美国，乌克兰和泰国的费用要便宜一点。在乌克兰，商业的费用在5万美元左右，相当于经济较发达的西欧工薪阶层3年的收入，而美国的费用则超过了10万美元。乌克兰是欧洲的“之都”，仅在过去两年，需求就增加了大约10倍。
对于乌克兰的母亲来说，她们获得的酬劳在刨去中介费以后依然远高于自己原本的收入。母亲安娜原本在乌克兰西部小镇上的一家旅馆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00美元。18岁那年，她从电视上的新闻报道里第一次知道了乌克兰这个灰色产业，如果加入母亲的行列，自己一次最多可以赚2万美元。
在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国相继开始禁止商业后，格鲁吉亚成了新的热门地。图为妈妈Anjelika Daneliali在做孕检，这是她第二次成为妈妈，子宫中的男孩是一对西班牙夫妇的孩子。
是一个漫长、繁琐且痛苦的过程。母亲第一步是要找到一个代理机构，这些机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她们联系客户。找到客户后，母亲和客户要会面，如果双方都有兴趣合作，他们将会被正式配对。接着，母亲需要接受体检，并且进行3—4个星期的药物医治，以便为子宫作好怀孕准备。长期服用这些药物会伤害母亲的身体，甚至会对身体产生长期的副作用。接下来，就是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怀孕。在怀孕阶段，母亲需要不停地和客户进行联系，和他们分享有关婴儿的一手消息。此外，母亲还有必要进行心理疏导，因为很多人认为，母亲在频繁和孩子接触的情况下可能会对自己怀着的胎儿产生依恋心理。为避免母亲破坏孩子和客户之间的家庭情感，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中都一定要做好充足的疏导工作，以确保母亲不会对自己生下来的婴儿产生情感。根据乌克兰的法律，母亲必须在生过自己孩子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做商业。
并不是所有的乌克兰中介机构都能严格遵守要求。如果一家中介机构同时接下过多的订单，或者为了削减成本，他们就很难为孕妇提供良好的待产环境和医护水平。
妈妈只有生下了健康的婴儿（换句话说，就是客户真正的需求的完美产品）以后，客户才会同意将婴儿带回自己的国家。如果在怀孕过程中胎儿被发现有缺陷，妈妈就必须同意进行人工流产手术。如果妈妈不小心自己流产了，那么中介机构就可以拒绝支付她的费用。也就是说，只要客户没有正真获得他们想要的完美婴儿，那么受伤的、被压榨的永远只有母亲。2014年，一对澳大利亚夫妻通过中介找到了母亲帕塔拉蒙，与她签订了一对双胞胎的协议。在帕塔拉蒙怀孕4个月以后，一次超声波检查发现双胞胎中的男婴盖米患有唐氏综合症。这对澳大利亚夫妻不愿意接受患有唐氏综合症的盖米，希望帕塔拉蒙打掉盖米，只保留健康的女婴，但帕塔拉蒙以佛教信仰为由拒绝了他们。几个月后，帕塔拉蒙生下了双胞胎，医生发现盖米不仅患有唐氏综合症，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和肺炎。最后，这对夫妻只带走了健康的女婴，把盖米抛弃在了泰国。
盖米的故事发生以后，让全世界都开始关注这个被人一直忽视的灰色产业。2015年，泰国通过了禁止商业的法律，紧接着，柬埔寨、尼泊尔、印度这些过去在亚洲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也开始禁止商业。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再一次让争议的矛头指向了“欧洲之都”乌克兰。由于欧洲各国政府封锁边境、发布旅行禁令，导致很多买家都无法前往乌克兰取走自己订购的婴儿。
机构只好来照顾这些无家可归的婴儿。根据机构的统计，起码有100个婴儿被困在了乌克兰，另外还预计1000多个婴儿将在欧洲旅行禁令期间诞生。网络上流传着一些在乌克兰基辅拍摄的机构照顾滞留婴儿的照片：在一个空旷的酒店房间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79张一模一样的婴儿床，像车库里的车位一样一张床紧挨着一张床。娇小柔软的新生儿如同供人挑选的商品一样整齐划一地躺在婴儿床上，等待着无法露面的父母与未知的命运。孤独的护士坐在成排的婴儿床后照顾这些滞留的孩子。
由于乌克兰禁止为同性恋伴侣或者是那些指定性别的客户，一些中介机构为了拓展业务，会把即将分娩的妈妈转移到其他司法管辖区域内进行分娩，如土耳其、北塞浦路斯等，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游走。疫情下的旅行禁令让许多这样的中介机构措手不及，为避免自己被困在海外、无法再回到乌克兰，许多妈妈不惜冒险将婴儿早产；也有的妈妈无法等待繁琐漫长的法律流程，把孩子留在海外，只身回国。
无论是被妈妈丢在海外的婴儿，还是那些无法被父母接走、遗留在乌克兰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都会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由于母亲在法律上不是这一些孩子的母亲，这一些孩子出生以后没有国籍。也就是说，在法律名义上的父母不在场的情况下，这些婴儿都没有办法获得合法的公民身份。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买家都无法前往乌克兰带走自己的婴儿，这些滞留婴儿只能由机构来照顾。
机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收取婴儿父母的日常护理费用以后照顾这些婴儿，并且在疫情封锁期间让父母通过视频通话与婴儿见面。每天，照顾婴儿的护士都要接通来自世界各地的视频电话，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罗马尼亚、墨西哥、西班牙……但对于新生儿来说，这样的互动方式是远远不足的。机构同时管理着太多婴儿，他们没精力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那样倾力照顾孩子，但是对孩子来说，早期的教育至关重要。
这些婴儿的遭遇引发了人们的同情，同时也让人们不禁发问：究竟应该全面禁止，还是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更好地来管理行业、维护婴儿和母亲的权益、减少对母亲的剥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欧洲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女性可能会出于绝望而提供服务，而她们服务的对象正是那些在欧洲发达国家受到法律保护、声称要维护女性权益的客户。行业揭露了欧洲各国法律制度虚伪又丑陋的一面。
欧洲人口出生率持续不断下降的同时，女性主义意识在生育上的觉醒就像跷跷板一样在另外一边被抬起了。一直以来，生育问题被宗教、道德、经济、政治所缠绕，通过一场又一场的生育斗争，人们开始更加辩证性地看待生育问题。毫无疑问，无论政治与文明体系如何变化，女性的身体始终是属于女性自己的，生育权利不应当被视为一种威胁或者剽获利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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